听讲 | 除了治病救人,医生还能做些什么


作为北大肿瘤医院的胸外科主治医生,阎石和许多患者家庭一起,共同经历了一段段与肿瘤抗争的艰难历程。在SELF格致论道讲坛上,他阐释了自己从这些经历中得到的启发:除了治病救人之外,医者还应该有更远大的目标———帮助病人找到自己的幸福。
 


患者眼里的医生,究竟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
   

我是一名肿瘤外科医生,说到我的职业,自然就会联想到疾病和患者。
   

对于我来讲,医生、患者、肿瘤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既复杂又微妙。肿瘤长在患者身上,但患者却对肿瘤缺少足够的专业认识;医生懂得怎么治疗肿瘤,却又无法切身了解治疗会给患者带来怎样的影响。在治疗肿瘤的过程中,尤其是治疗晚期肿瘤的过程当中,医患双方都知道“敌人”十分强大,甚至我们最后难免失败,但是,我们还是不停地想尽办法一起去对抗肿瘤,哪怕能得到的只是短暂的、微不足道的胜利。
   

在这场残酷的“战役”中,患者眼里的医生,究竟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?是温暖的天使,还是冷酷的机器?在我走上工作岗位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,我都没能得到答案。直到一位患者的出现,让我明白了很多道理。
   

这位患者是一名在高校任教的雕塑艺术家,我们就叫他张老师吧。张老师不幸得了肺癌,在我们医院里动了手术。在术后的头两年,他恢复得很好。他又能画画、雕塑了,非常高兴,用他的话说,“艺术是他的生命”。
   

这种美好的状态维持了两年。两年以后,张老师的病情发生了变化,他的胸腔里有了积液。他来我这里看病,询问病情。经验告诉我,情况并不乐观。张老师需要一种药物来控制病情,这种药物每个月需要1万元的费用。但吃了一个月的药后,张老师提出不想继续服用这种药了,原因是这药有一种副作用,会造成很痒的皮疹。张老师觉得,皮疹影响了他的艺术创作,他没有创作灵感和创作激情了,所以他坚持停药。
   

我不是艺术家,我是医生,从医生的角度讲,患者为了能画画、雕塑而拒绝治疗,我是很震惊的,因为我知道,不吃药他的病情一定控制不住。即使我再三劝说,张老师还是不同意服药,就这样一直拖了3年。
   

3年后,张老师的病情恶化了许多,出现了胸腔积液、腹腔积液、骨转移,这些都是晚期肿瘤的表现。张老师的痛苦与日俱增,向我求助也越来越频繁了。当他在电话里问我还有什么治疗方法时,我再次提出服用这种药物。这个时候张老师已经不能画画了,所以这已经不是他不吃药的理由了。但张老师还是拒绝吃这种药,他坦白地告诉我,除了药物副作用以外,他还在为费用发愁。我对此十分不解,可以说,他已到了最后关头,再不吃药就性命不保了!
   

又过了几个月,张老师由老伴陪着,亲自来到我的诊室。张老师行动已经非常不便,坐下起身都需要帮助。这个时候,我再次强调了服药的紧迫性,并坦白地告诉他,死亡的危险已经逼近。

 

张老师坚定地拒绝了我的提议,他说:“我知道我已没有治愈的可能,如果耗尽家里的积蓄服药,顶多再短暂地延长我的生命,可之后呢?我的老伴又该如何生活?我并不怕死,我今天来,只想问问,我的病会不会导致长年卧床,需要拖累老伴?”我告诉张老师,到最后病情会恶化得很快,不会出现他所担心的情况。那一刻,张老师非但没有紧张,反而变得释然。得到我的答复之后,张老师不想多耽误我的时间,他艰难起身,向我告辞,并郑重地伸出手来同我握手。我也郑重地回应他,可能我们都预感到这是最后一次见面了。
   

从那以后,我再没见过张老师。两个月后,我从他老伴口中得到他去世的消息。
   

张老师是我遇到的一位很典型的、明确知晓自己生存目标的患者。从一开始,他为了自己的艺术创作拒绝服用具有副作用的药物,到后来为了家人能更好地生活,拒绝价格不菲的药物,他都做出了理性的选择。很难评判,张老师的选择是对还是错,是否有更好的解决方案,但有一点是肯定的,张老师在做出选择的时候,已经完全掌握了自己所患疾病的信息,包括治疗方案、副作用和代价,以及放弃治疗的潜在后果。

 

最有意义的事情,就是帮助别人处理医学无能为力的问题
   

后来我翻阅书籍,发现这种由医生提供专业信息、医患双方共同商讨治疗方案的模式,被称为共同决策模式。这种模式的特点是,医生不仅仅关注疾病本身,而是更关注患者的感受。比如,医生会在意患者怎么理解当前的病情和潜在的后果,患者有哪些恐惧、哪些希望,患者在目前状况下最重要的目标是什么……

 

很庆幸,我在自己并不了解这些理论的情况下,就已经为张老师提供了这种医疗服务,我更庆幸自己作为医生,没有武断地否定患者的决策。
   

从那以后,我感觉我获得了与患者以及患者亲属相处的法宝。我不单会了解患者的病情,还会关注患者的各种担忧和焦虑———他们对手术的焦虑,对痛苦的焦虑,对所爱的人的焦虑,对治疗费用的焦虑。和他们交流病情的时候,再也不会觉得自己是个局外人,再也不会觉得自己只是一台提供数据和方案的“机器”。当然,这不可避免地会增加我的工作量,也有患者误以为我是一个喜欢聊家常的人。但是,这一切都是值得的。
   

在我的诊室里,有一天来了一位穿着得体、彬彬有礼的中年人,他是为他的老父亲前来咨询病情的。他的父亲得的是晚期肺癌,通过翻阅病历,我发现来到我的门诊之前,他已经去看过很多医生的门诊。但是,这位中年人还是不停地挂号,不停地咨询病情。
   

在交流中我发现,他已经对各种治疗方案的利弊都了如指掌,那么他为什么还要反复咨询医生呢?是不信任医生吗?通过进一步了解,我得知,生病的老人含辛茹苦将儿子养大,如今儿子事业有成,幸福生活才刚刚开始,就得知老人罹患晚期肺癌的噩耗。在他内心深处,他觉得是自己只顾忙事业,而忽视了老人的健康,是自己的疏忽导致了老人治疗的延误,所以他才不停地咨询,想要了解更先进的治疗方案,以弥补自己的过失。
   

了解了深层次的原因之后,我拍着他的肩膀对他说:“这不是你的过错,肺癌具有发病隐匿的特点,至少有80%的患者被发现时已经是晚期肺癌,你是一个孝顺的儿子,你已经尽力了!”听了我的话,这位中年人居然放声痛哭起来。我知道,我的那几句话说到了他的心坎上。
   

我感觉,作为一名医生,最有意义的事情,就是帮助别人处理医学无能为力的问题,而不仅仅是医学能够解决的问题。就像这位中年人,我们永远无法让时光倒退,让他的父亲及时发现肿瘤。而我们能做到的,则是心灵的安慰。

 

我愿意做那个最温暖的陌生人
   

然而,事情并不总是那么简单。别忘了,共同决策模式的前提是让患者尽可能全面地掌握疾病的信息、治疗方案的信息。
   

对于晚期恶性肿瘤,我们常常会面临束手无策的窘境。我永远都不会忘记患者的亲人在问“大夫,还有什么治疗方法”时那种期待的目光;更忘不了在得知“毫无办法”时,那眼神立刻变为惊诧,随后又慢慢暗淡的那种失望。在我刚刚独立看门诊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,我非常惧怕那种诧异的目光,那种目光好像在埋怨医生的无能。但是,渐渐地,我自己的心态也在调整。我知道,向患者和患者的亲人交待真实的病情,是我身为医生职责的重要部分,我无法回避。只有提供了这些真实的信息,才能避免过度治疗给患者带来的伤害,甚至才能够让一个家庭把握住最后的珍贵的相聚时光。
   

最后,我想提出这样一个问题:作为医生,我们的任务究竟是什么?除了治病救人,医生还能做些什么?一直以来,我们都觉得医生的工作就是保证病人的健康,让病人生存得更久。但实际上,我们应该有更远大的目标,我们的目标是助人幸福。
 

张老师的幸福是快乐地画画、雕塑,是让老伴的晚年生活衣食无忧,是有尊严地活着,不成为家庭的拖累。事业有成的中年人的幸福是让老父亲享受到自己奋斗的成果,过上富足的生活。我们医生也有我们的幸福,我们的幸福是通过医患双方的努力,尽可能免除疾病给患者带来的困扰,让患者有足够的活力和能力去积极生活。
   

很多患者和我只有一面之缘,很多时候,我们的相处只有几分钟。但是,在这短短的几分钟里,他们愿意把自己最脆弱的一面展现给一个陌生人,我相信这是源于信任,也是源于希望。我是一名肿瘤外科医生,我愿意做那个最温暖的陌生人,给每一位患者带去希望和阳光。
   


栏目主编:龚丹韵 题图来源:视觉中国 图片编辑:徐佳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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