专访葛剑雄:明星教授的喜与忧

 

担任复旦图书馆馆长期间,葛剑雄推出了一系列令人耳目一新的举措,比如对图书馆的收支情况乃至招待费用等完全公开,开了高校图书馆管理措施之先河。

 

与此同时,身为全国政协委员的葛剑雄,一直是媒体争相采访的对象。在微博上,葛剑雄拥有超过100万的粉丝,许多人通过微博和他互动。这样一个明星教授,有怎样的开心和烦恼?

 

做政协委员,精力没白费

 

上海观察:大约从2007年开始,您频繁地参加一些社会活动,也被更多公众熟知。作为一个明星人物,开心和烦恼的地方分别是什么?

 

葛剑雄:在2007年担任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之前,我是复旦史地所的所长,当了11年。同时我也担任了上海市政协委员、市政协常委,这个时期我活动的主阵地是在上海。

 

2008年,我成了全国政协常委,一下引起了媒体的关注。再加上每年一次参加两会,每季度一次的政协常委会议,媒体采访我的特别多,我的很多提案也引起了关注,知道我的人就更多了。有时后半夜了,还有媒体打电话来采访的。

 

如果说比较开心的地方,应该是觉得自己提出的一些提案或话题能起作用,精力没白费。

 

比如今年两会前,有很多高校和科研机构找到我,希望我能反映一下中央八项规定后,很多老师出国交流去的地方不能超过两个国家,待的时间不能超过8天;如果是去一个国家,待的时间不能超过5天,他们觉得这个做法在实际工作中很难操作。比如一个教授去欧洲做学术交流,可能一次要去三四个国家也有的,时间上10天8天也完全有可能,怎么能一刀切?

 

我在政协常委会小组讨论发言时,提了对政府官员的规定不应该随便扩展到科研人员的身上,包括也提到一些正常的福利不应该因为八项规定而缩减,等等。

 

后来俞正声就给了答复,说教育部没这个规定,只能说是地方上搞出来的。如果把一个好的制度推向极致,反而不一定是对的,这个事情要马上解决。

 

在“5.12”汶川地震后,我写了个意见,提出要设立国家哀悼日,在事故7天后的“5.19”这天降半旗、默哀,停止不必要的公共娱乐活动。南方都市报在5月16日发表了这个意见,很多媒体就追过来继续采访我。差不多是5月17号,新闻里就宣布了中央的正式决定,把“5.19”作为哀悼日。

 

很多人问我这么做是不是因为我的意见,我觉得这并不重要。但是至少这也是一种官民互动,民间的意见能起一些推动作用。

 

烦恼是媒体断章取义

 

上海观察:作为公众人物,最大的烦恼是什么?

 

葛剑雄:烦恼肯定少不了。一种是媒体采访我之后,标题断章取义,引起不必要的争议。

 

有一次全国两会期间,“蚁族”这个词语很热。一家大报的记者来采访我,问我对“蚁族”怎么看?我当时的回答是,这要看你们对“蚁族”的具体分析够不够,比如年轻人成为“蚁族”的比例高不高,作为“蚁族”的时间长不长,如果比例高、时间长,那政府就应该想办法解决他们的困境,否则就不值得大惊小怪。

 

应该说我表达的意思还是蛮清楚的吧?结果这家媒体出来的标题是“全国政协委员葛剑雄:蚁族现象不值得大惊小怪!”这下好了,好多人在网上骂我,说什么我肯定早就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国外了,还有骂我断子绝孙的,非常难听。我的孩子并没有送出国,按说我也不用理会,但是这种不必要的争议,原本是可以避免的。

 

另外一种烦恼,是大量的来信、来访,我也应付不了。比如说有个62岁的老太,生活上遇到一些问题,写信来一定要见我,说不见我就自杀。我当时一看急了,赶紧报了警,警察去了,说是家庭纠纷,没什么大事。

 

后来这个老太又跑到我的办公室不走,非要见我。当时我正好在别的地方,在电话里跟她谈了谈,跟她分析为什么丈夫和女儿都说她不好,有没有她自身的问题,等等。她后来又给我写信,说不见到我就自杀;过了段时间又来信,说要我帮她介绍柏万青,我没有理会……

 

还有一些是求助者确实有困难,但是这些困难因为种种原因,就是解决不了,我很同情他们,尽力地去帮助他们,但是我一个人能做的事情,毕竟是有限的,但不管心里又觉得烦。以前是每信必回,现在已经没法做到了,这次搬家,整理出了好几百封信。

 

自己提议让陈思和接任

 

上海观察:当年您向教育部长质询研究生泄题事件后,一度传出您辞职的信息,当时您说准备在2015年满70岁前提出辞职,现在似乎提早了一些?这是您本人的意愿吗?

 

葛剑雄:我的确是想过在70岁不到的时候辞掉馆长职务,我的前任也是70岁前退的。去年我提出过辞职,被挽留,当时学校的意思是:你如果不做,谁来做?

 

后来觉得陈思和挺合适,他比我小9岁,也做过中文系的系主任,有管理经验。正好他去年退下来,可以对接上这个工作,如果再过一年,他有了别的任命,可能又接不上了。所以我提了这个人选,学校也征求了陈思和的意见,去年春节前,这件事基本就已经决定了。

 

上海观察:担任复旦图书馆馆长期间,据说您最大遗憾是没有建成新馆,这件事还有可能吗?

 

葛剑雄:基建最有利的时候过了,地没了,钱也没了。虽然说建图书馆是学校的头号工程,但现在看下来,没个三五年也建不成。

 

现在复旦好几个校区的图书馆加起来,是2000多个座位。交大有多少?7000个座位。所以复旦的图书馆,座位是不够用的。现在我们每年花一两千万买数据库,学生和老师每人配一个用户名和密码,在世界各地都可以访问这些电子书籍,化解了很多矛盾。

 

上海观察:现在又回到复旦史地所当教授,和做图书馆馆长有些什么不一样?您更喜欢哪个身份?

 

葛剑雄:复旦史地所是个学术单位,有30多人。它的学术地位是一代又一代的老师长期累积起来的,不可动摇。当然它的弱项,也不是想提高就马上能提高。我在史地所当所长的时候,推行了教授会议制度,一直采用的是民主、公开的讨论方式,教授们的学术观点也是不一样的。

 

做图书馆馆长,更多是行使管理职能。有好的想法,马上就可以去推动,效果是立竿见影的。在决策环节,我和副馆长商量了就可以,所以在图书馆比较容易做成我想做的事情,有人意见不同就不同,影响不大。

 

喜欢哪个身份,说不好。学术上,我去年完成了《清史户籍人口志》的编写,现在和一些人编《中华大典》,总共几千万字,是个大工程。我也一直都在带研究生,今后也会继续带。

 

学术这条线会守住

 

上海观察:您提出的很多提案都很有分量,包括制定离任国家领导人的礼仪规定、退休官员的待遇透明化等,是因为您特别犀利,还是其他人不敢提?

 

葛剑雄:(笑)也许两者都有吧!有人觉得我在一些事情上投入太多,有点不务正业。


学术这条线我会守住,但政协委员是没有边界的,只要是有把握的、对人民有益的意见,为什么不提?

 

上海观察:您现在事务非常多,这是您理想中的工作和生活状态吗?

 

葛剑雄:现在确实各种讲座邀约非常多,最近刚刚在南开、上图、上海社科院和深圳做了好几个报告,后面也排了不少。很多邀请是朋友介绍过来的,别人说随时候我的时间,这就很难推辞。

 

如果按照我的意愿,最好是能有点时间做自己想做的事情,比如我自己想写的书,就一直没时间写。这7年我都没有写书,写了一点文章也是吃老本。

 

上海观察:您想写什么书?

 

葛剑雄:一是想写一本回忆性质的书,文革和改革开放以来我的经历都会写到,这个已经有出版社预约了;还有想写本给大家看的中国历史,书名都差不多想好了,就叫《国人国史》。不过从现在的情况看,今年也不一定有时间写,已经欠了出版社太多债了。


(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。本文编辑:李宝花  编辑邮箱:shguancha@sina.com)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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